1928年6月8日，联合在一起的国民党各派军队终于在第n次失败后北伐成功，铁骑踏入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顺应大势，宣布“东北易帜”，摘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宣布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自此之后，张学良成了蒋介石名义上的下属。
当然不是谢朝露这种社畜，二代军阀张学良依靠着老爹留下来的雄厚资本，偏安东北一隅，成为国民政府内战—即中原大战—中两方都极力拉拢的地方大佬。他左右逢源，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还于战后获得了山西、河北、内蒙古和北京、天津、青岛三市的地盘，华北地区尽入囊中。甚至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学良指挥，成了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
但是人生赢家张学良也不能避免之后的“网暴”，照样被老百姓们骂到狗血淋头。
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由于地盘扩大，大批东北军入关，东三省兵力空虚，最会趁火打劫的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东三省、热河相继沦陷，张学良喜提“不抵抗将军”封号，只得引咎辞职。不单单老爹倾注了一生心血打造的20多万东北军客居他乡，他本人又从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一下降为平民，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自从郭松龄带头抨击和反抗老爹张作霖，挤在中间做夹心饼的张学良便染上了烟瘾，之后更在周边人的瞎出主意中恶化成了吗啡依赖症。为了支撑自己的精力，他频繁用药，活脱脱一个瘾君子。
外籍顾问端纳在1928年初见他时，二十七岁的张学良“十分瘦弱，不时痉挛般地颤抖……”当时这位记者出身、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人就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
桂系三巨头其中之一的黄绍竑在北平会见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
从这两位的客观评语可见，当时的张学良有多么不健康。
1933年3月，刚刚扛着“热河惨败”耻辱下野的张学良，痛定思痛，决心改过自新，戒掉烟瘾。
其中之痛苦，不足为外人道也。最煎熬的时刻，张学良甚至把将他绑在治疗床上的绳子全挣断，整个人撞得“满头全是血”。如此炼狱般的经历，张学良终于脱胎换骨。
如此也叫当时的张学良颇为得意，还亲笔写了“陋习好改志为坚”的条幅自勉。甚至几十年后，风烛残年的张学良忆起这段往事，依然无比自豪：“我跟你说，一个人哪，不是我吹，能把烟戒了，这人就了不得。”
参考中外无数桩戒毒失败的例子，确实，这就是他人生里一次意志如钢的英雄时刻。
可这“了不得”的“英雄时刻”背后，细思却极恐：彼时民国军政界的重量级人物，奉系集团的掌舵人，风度翩翩的少帅，堂堂“民国四公子”之一，竟然是个“瘾君子”？
以张学良自己的解释说，他上了鸦片的“贼船”，是因为1926年时一次作战时发火，事后他“通夜抽鸦片解烦恼”，从此就染上毒瘾了。后来大帅府的马医官又出馊主意，说可以打针戒毒，这下烟枪是扔了，改打毒品针了。“九一八事变”后，压力山大的张学良，毒品针也越打越多，以至于三十出头，却是“一幅老弱之态”。连北平的报纸都发出嘲笑：“东北的年轻领袖（张学良）如此懦弱，不思奋起，是由于他糜烂的生活。”
张学良在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张学良与杨虎城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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