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臣说说！”永琮喊道，他已经在下面观察了半天，在心中分析过乾隆对此事的态度，到此时方开口。乾隆也准他站着说。
永琮躬身说道：“五哥主要说的是结党乱政之罪，儿臣说说他们信奉洋人邪教之罪恶。李安德、张万钟身为我朝百姓却加入天主教，按律应是罪上加罪。尤其可恨的是，天主教士公然站在他们一边，对其表示异常的同情和关心，不但在舆论上支持而且在金钱上给予赞助。京城内，一时谣言四起，视听混淆。天主教公然插手我朝内部事务，李安德、张万钟等人，难逃其罪。”
永琮这样说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信仰自由没错，传教士们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地来到中国传教精神可嘉，然而当这些人别有居心的时候就让人万万不能忍受了。
从明代至康熙前期，来华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如利玛窦、汤若望等。
早期传教士们一面编译出版西方图书，一面还与中国学者合作，直接用中文进行著述，向中国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汤若望还撰写了对西洋火炮的整个制造工艺的《火攻挈要》一书。西方的先进火器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传入中国的。
早期传教士们急欲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真相，目的纯粹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们需要对传福音的对象有所了解，而他们将其发刊文字，也是旨在将研究成果保留，及向本国的基督徒推介，吸引更多后继者投身在华的传教事业而已。
然而自教会当局借口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传教士散播科学后，后期来华的传教士的科学素养并不比明朝中国的学者高明多少不说，还很少谈科学（除一些天文历法）。
后期传教士们为取得合法居留中国的身份，甚至还被迫间接地参与鸦片贸易。虽然他们对于国人吸食鸦片，大都持反对的态度，但因着身份尴尬的缘故，这些传教士大都对鸦片贸易缄默不言，不愿置评。
同时后期传教士们为了取得合法居留中国的地位，被迫加入外国在华的机构工作，这些机构包括了半政治半商业性质的东印度公司，也包括外国驻华的外交和商务的官方代表。
由于他们几乎是早期唯一通晓中文的洋人，因此在这些机构里多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如翻译、书记之类。由于长期逗留在中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和社会情况比较了解，为以后武装侵略中国提供了依据。
一旦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任何武力行动时，这些传教士都会被派调往战场，参与情报搜集和随军翻译的角色。在侵略军占据中国某些地方后，他们也自然地被选任做占领地的民政官。在战争胜利缔订条约的过程里，传教士亦预闻其事，充任翻译之职，中俄《尼布楚条约》，乃至清晚期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等，都有传教士们的参与。
自雍正开始，中国政府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传教士除少数在朝廷供职者可获豁免外，皆被逐离中国；而国人若信奉天主教，亦会被处极刑。这些禁令自然也对日后来华的基督教生效。在如斯严酷的禁制下，传教工作是不可能合法进行的。虽说非法传教工作仍然持续，但总仍带来极大的危险与不便。所以，若要福音种子自由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撒播和生长，必须待中国政府解除对传教工作的禁令方成。
问题是，清政府怎么会在毫无利害考虑下解除传教禁令呢？特别是作为一个敬重传统家法的民族，祖宗颁下的法令实不能任意删改放弃。既然清政府不会自动放弃，那么余下的途径是用强力使其被迫放弃。那么，向唯一可以找到的强力帮助就是依靠母国政府，作为交换他们为其各自的母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刺探情报、翻译等侵略活动。
传教士来到中国，最大的目标是要将福音传到中国，他们甚至甘愿为此目标摆上自己的名利富贵、以至生命，但是，他们却面对着一个不能传福音的局面。
传教士既需要传、也认定这是中国人最大的需要，那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扭转整个不能传的局面，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要求在母国政府与中国签订条约时，将自由传教的权益附加在里面；这即非不可避免，也是相当无可奈何的事。
传教士并不是可以翻云覆雨的人，他们在本国的政坛上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西方列强也绝不是为了开辟传教工场的缘故方侵略中国的，贸易利益才是他们的考虑。
据载，自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的十年时间，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就已达九千六百万银元，而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棉纱、棉布、毛织品、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一千六百万银元，只相当于茶叶的六分之一。
当时在中英贸易中，清朝处于优势地位。英商虽从经营中国茶叶中获得了利润，但大量的白银却流入了中国。可以肯定，即使没有传教问题这个因素，帝国主义国家仍有足够的侵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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